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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同译文读者所进行的意义

    根据霍尔兹一曼塔里(Holz-Mnnttgri, 1984;转引自Nord, 1997: 22) 的观点,意向目的语文本接受者(the intended target-text receiver)(即译文读者或意向读者)是目的语文本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作为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对其意向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及读者所可能具有的期待、北京翻译公司 敏感性或社会知识等有深人了解。只有这样,译者才能有的放矢,使自己的译文更好地为读者所接受。伊格尔顿(1986,转引自夏贵清,2004: 90)说得好,“接受是作品自身的构成部分,每部文学作品的构成都出于对其潜在可能的读者的意识,都包含着它所写给的人的形象……作品的每一种姿态里都含蓄地暗示着它所期待的那种接受者”。既然翻译是一种创作,那么译者就有其“意向读者”。为了充分展现其翻译价值,使译作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发挥特定作用,译者在原文选择及翻译过程中,就必须关注其意向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6读者的“期待视野”包括译者根据主流读者的意识形态来选择翻译作品,并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和阅读趣味采取相应的翻译方式。因此,翻译中有时出现的增译或删改现象实际上都是译者为了接近意向读者的 “期待视野”而进行有意“误译”的结果,是为了赢得意向读者对译作的认同而采取的做法。


    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由英国伦敦企鹅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颇具影响力的英语文学出版社。从该出版社之地位就可看出其意向读者是英语世界的文学爱好者。作为译者,霍克斯必须关注这类文学爱好者的 “期待视野”。为了赢得他们对自己译作的认同,让他们分享《红楼梦》带给他的快乐,霍克斯进行了有意增删或篡改,以使自己的译作更具戏剧性、可读性和娱乐性。


    杨氏夫妇的英译文则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由于该社的产品很难进人真正的英语文学市场,其读者群以华人居多,也就是说,杨氏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主要面向源语文本文化中的读者。因此,他们所关注的是这类意向读者的“期待视野”,并据此采取相应的异化翻译策略。但另一方面,若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会与意向读者的主流意识有相抵触之处,杨氏夫妇则采取其他手法以缓解译文同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冲突。比如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处于一段非常的历史时期,中国读者受“阶级路线斗争”的影响很大,人们谈“色”色变,因此,杨氏夫妇在翻译 (红楼梦》的过程中如果涉及“性”的问题就都采取了“淡化”的翻译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