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欧阳祯是一位活跃于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知名学者，英语翻译 他在街rro协℃dPI训叨岁:Polemical石沐组ys on Translation(2003年出版)一书中，提出了“翻译指数‘Transindex/Tl)”的概念。所谓“翻译指数”，就是用一个国家进口的翻译作品(指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本族语的，即译人作品)除以其出口的翻译作品(指本族语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即译出作品)所得的数值:
如果进口的翻译作品数量和出口的翻译作品数量基本平衡，翻译指数就会接近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出口都保持活跃状态，说明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或文化之间保持着畅通的双向交流，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只有当一个国家既拥有先进的文化又能保持开放好学的心态时才可能达到。如果进口的翻译作品多于出口的翻译作品，翻译指数就会大于1，可以认为输人国处于“文化受惠”(eultural indebtedness)状态。如果其出口的翻译作品多于进口的翻译作品，翻译指数小于1，可以认为这个国家处于文化霸权状态(cultural hegemony).(Eugene，2003:17)据此，王岳川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作了调查统计，得到的数据是: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仅几百册。(2004:1的很显然，20世纪中国的翻译指数远远大于1，中国处于“文化受惠” 状态，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其消极意义同样不容忽视。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应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文化的精华;其次，由于过去一百多年的“拿来主义”，中国失去了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这使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充满了误解、曲解.王岳川认为，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应该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因此他提出文化输出三大战役，其中一条就是向海外翻译输出三百本书。第一个一百本是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的著作;第二个一百本是中国清末学者如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学术和思想;还有就是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之间的一百本文化生态书，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和中国最新文化进程。
在其他国家，“文化输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1998年，韩国出台了“文化立国”的国策，成立了近十个基金会，在海外建立了12个韩国文化院，大力推出“韩流"(韩国文化)。韩剧《大长今》的海外输出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国策性的文化政治行为，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日本也正在尽其所能试图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从政治大国走向文化大国，最后担当“亚洲统一”的领头雁。根据这个文化国策，日本不惜重金进行文化输出。 1985年，日本计划输出100位哲学家，100位艺术家，100位文学家，10。位经济社会学家，总拨款20亿美元。(王岳川，2008:12)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输出”的意识产生得要晚些，但是一旦起步，其发展态势仍可谓令人欣喜。从2004年n月第一个“孔子学院”落户韩国首尔后，截止2008年年底，中国已在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孔子学院的首要目的是要外国人学汉语，然后通过语言来了解中国的文化。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2003:14)中说，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这说明语言的重要性，只有了解了一个国家的语言.才能进人这个国家的文化体系之中。
然而指望外国人学了几年汉语就能了解中国文化仍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真正要做到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还必须借助翻译的力量，让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介绍给外国人，因此，作为文化传播或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翻译当然是文化战略的核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