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说自己不曾从其他文化中极取营养。西方文化交流史中一个最真典型意义的例子就是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英语翻译 从公元前三世纪起，也就是在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罗马人深感自己文化资源匿乏，开始把希腊文化移植到本土，大规模地通过翻译汲取希腊典籍的精华，通过模仿或复制继承了希腊文化。《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拉丁文学的开头语明确说明了这一状况:拉丁语文学的源泉是译自希腊的作品，这些翻译作品对其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Eugene，2003:18)另一个例子是伊丽莎白时代(1559一 1603)的英国，那也许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多产的时期，也无疑是最依赖其他文化传统的时期。当时的英国人觉得自己的语言与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相比显得非常粗俗，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文化上的劣势，因此决心不仅要在航海和商品贸易上胜过其他竞争对手，也要在文字上战胜他们.当时的翻译家们抱着为国效劳的宗旨，通过自己的译作把古人的聪明才智介绍给英国，翻译成为一种“爱国行为”。在他们看来，“爱国”并不等于排外，不等于闭关自守，而是善于向其他文化学习借鉴，承认自己的不足成为一种学习的动力。那个时期是英国翻译史上的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文艺复兴运动最为鼎盛的时期。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当时日本翻译引进的书籍，内容无所不包，不计其数，对日本现代化及日本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个时代被称为“翻译的时代”。(王克非，1997: 319)日本能够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一个世界强国，五代人的时间里在金融、技术、制造业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他们不断汲取“他者”文化精华的开放态度是分不开的。 回到中国的翻译史。刘亦庆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将“文化战略考量”列于中国翻译传统之首，他认为翻译自在中国发韧之日起，就具有出自文化战略的考量，换句话说，中国的翻译活动自古以来就有为译人语文化战略目标服务的功利目的。
佛教进人中国是宗教传播的自然过程，同时也是世俗社会的现实需要。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朝廷政绩败坏，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苛捐杂税和自然灾害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恶劣的社会政治状况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一方面，广大的贫苦人民想求助于宗教获得精神安慰;另一方面统治者想利用佛教一来安抚麻醉劳动人民，二来本身也实在想找一副免于自毁江山的灵丹妙药。佛教和佛经翻译能够进人中土而且立即蔚然成风的根本原因，正是投合了这个文化战略考量。试想，如果不符合朝廷的战略需要，佛教又怎能在距离天竺国万里之遥的中国中原腹地立足生根?
明中叶以后，在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里成长起一批与以往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炽烈的爱国精神，面对境外强敌的凯觑，胸怀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他们意欲破除祖宗成法，不拘一格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向传教士学习科技知识，并开始翻译活动。对于翻译西方的科技著作，他们有着明确的翻译目的，徐光启痛感祖国学术落后于人，在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极其明确地指出: “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余三乐，2001)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岌岌可危。一部分优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继续积极地翻译或倡导翻译西方科技书籍，而另外一些更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把视线投向了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光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从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进行改革.不论是严复翻译《天演论》，还是林纤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他们都是心怀“开民智”的愿望和责任。遍读这个时期的译论，爱国和救世是贯穿其间的醒目主题。这个时期的很多译者扮演着翻译家、思想家、政治家甚至军事家的多重角色，沉重的历史使命使他们的身上抹上了浓烈的悲壮色彩。
“五四”时期的翻译家，如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等，不仅是积极的思想者，同时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们中许多人的翻译思想也都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著名翻译家曹靖华说过这样一段话:“二十年代初，我就开始用一部分时间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但那并非是为了作学问或为了糊口，因为那时进步书籍往往一出版就遭查禁，根本无稿费而言。从事这件工作，主要是受到伟大十月革命的感召。”(1989:1)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非常具有普遍性。相当一部分翻译家都明确地提出有关选择翻译材料的主张，他们以开民智和改良社会为宗旨，希望通过翻译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来唤醒和激励民众。还有一些文学家和翻译家站在改革中国语言和文学的高度讨论翻译问题，他们希望通过翻译给中国的语言和文学补充新鲜血液。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国家渴求建国革命思想，翻译事业(尤其是汉俄互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潮中，出现了一大批内容和语言都堪称上乘的译作，同样这时的译者也是满怀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的热情，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文革”发生。
正如季羡林在中国译协举行的“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所说的:“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之所以能永盛不衰.就是因为，通过翻译外来典籍使旧文化中随时能注人新鲜血液。”回顾每一段历史，我们都能切肤地感受到，在中华民族出现危机的每一个时刻，翻译都会作为一种文化战略担负起为国家民族注人新鲜血液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