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Joseph S. Nye Jr.提出的。北京翻译公司 按他的说法，“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而言，是指能吸引及说服别人的能力，使拥有“软实力”一方的目标，成为大家追求的目标，从而产生想要得到的结果。“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后者是指通过经济利诱和军事势力的威胁，也就是所谓的“胡萝卜加大棒”双管齐下的方法.来命令或强迫被动一方跟随拥有“硬实力”的一方的意愿来行事。“软实力”的运作模式，则是通过各种资源的运用，例如文化的魅力、有实际行动支持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以及受人尊重的本土及外交政策，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转引自张佩瑶，2009:36)
在2007年4月举办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上，国务院新闻办的有关领导明确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在不断增强，诸如 GDP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外贸易的连年顺差，“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消费者家喻户晓的名词。这种硬实力的增长有目共睹，但我们的软实力，如表现我们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产品，对外的交流与影响却十分有限。这使得我们的国家形象在国际上受到很大影响，我们自认为的国家形象与国际认可的国家形象存在较大的距离.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减少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误读和偏见，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对外传播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绝不仅仅是业务性的工作，而是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从立往故略的高摩认识、类沐并椎讲翻译工作。
4翻译是多元文化融合的高效触媒(catalyst)
“触媒”是促使不同的化学元素迅速揉合、融合、化合的不可或缺的媒介，由于有了这个媒介，不同化学元索中能够互相吸引的分子立即进人“活性状态”并“产出(give birth to)”某种崭新的元素分子。翻译就是这种“触媒”。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在纵论翻译之优劣时说翻译家要努力为之的，是一种既不同于原语也不同于译语的“第三种语言”，这种语言既精选、揉合了原语的精粹，又提升、优化了译语的效能。我们在歌德这个文化翻译主张中看到的，正是翻译在多元文化融合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环—“语言融合”中的触媒作用。
我们先考察一下翻译对英语和英国文化的影响。公元871年，在King Alfred贵为国君的主持下，英国开始了它的第一个翻译(从拉丁语到英语)浪潮。当时英语正处在幼稚期，翻译者在Alfred的倡导下如饥似渴地汲收拉丁文的词语和句法，为古英语(OE)夯实了必要的基础.1066年，诺曼征服使英语继与拉丁语的第一次融合后又经历了与法语的第一次融合，法语成了英国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言(现代英语中60%的词语与法语有某种亲缘关系)。从14世纪到17世纪初，即从Wycliff的拉英《圣经》翻译到欧洲文艺复兴，英语经历了与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多元融合，才有18,19世纪它竟能“横行天下”的局面，而英国的国力却远不是“天下第一霸”。
现代汉语有今日之丰富和欣畅，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翻译.现代汉语衍生于古汉语，古汉语到明清时代已越来越接近汉民族口语。《红楼梦》中用的汉语已经明显地呈现出现代汉语的雏形。但促使现代书面汉语加速演进的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因素就是始于清末民初的翻译。可以说，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中，汉语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彻底”的激荡:从词汇到句法的焕然一新!1905年清朝正式废止了科举，也给了白话文运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生机。自此以后，用白话文翻译在中国逐渐蔚然成风。1918年4月，胡适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同年12月，傅斯年发表了《怎样做白话文》。后者在文中还观点鲜明地正式提出用白话文做翻译应如何汲收西方语言的精华以丰富我们的母语的四项操作要领，这些操作要领在今天来看都不失参考价值。傅斯年的这些倡议先后得到了胡适、鲁迅等人的支持。到二十年代，一大批翻译家如梁启超、傅东华、郭沫若、郑振铎、蒋百里等等都加人到了努力利用翻译手段振兴汉语的中国文化先驱队伍中，集中力量于扩大汉语的词汇、丰富汉语的句式和优化汉语的表达法，同时更达到了丰富国人多元文化知识和审美感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