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的知识精英通过译介西方文化思想和社会经济科学信息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北京翻译公司 今天，在这个迎接全球化的新世纪，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应更加注重向世界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西学东渐，中学西传，这是中国和世界的平等对话，其远大目标是通过对话，逐步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译者要义不容辞地承担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继承和发扬译界先驱和前辈心系民族危亡和国运盛衰的崇高精神和心志，将个人的事业心与忧国感时之志密切结合”。(贺爱军，2007:52) 5从文化战略高度看待翻译理论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新璋撰文呼吁中国翻译界要在虚心学习国外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1982)。九十年代末，刘亦庆提出了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1999), 并先后推出了好几部确实富于中国特色的理论专著。进人二十一世纪后，关于是否有必要或可能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或“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一部分学者认为强调“中国特色”是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上的一个认识误区，(朱纯深，2000;谢天振，2001)有人甚至认为这样会陷人“狭隘民族主义”。(谭载喜，2000) 事实上，主张建立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维护翻译理论话语自主权和主导权的译论家并没有排斥过西方翻译理论，而他们的反对者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将研究视野国际化无疑也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双方讨论的对象并不完全一样。Holmes在其著名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给出了翻译研究总体框架
在这个结构图中，"general'，这一部分讨论翻译的本质、原理、标准、原则、目的、任务、功能、过程等，诸如此类的翻译基础理论(或概念)大体上是没有语言文化界限的;一般来说，当然也就可以用于描写或解释任何语言文化之间的任何类型的翻译。问题在于，Holmes结构图的其他部分都与文本或翻译者的特定人文经验密切相关，而文本或翻译经验必然涉及某种特定的地缘性语言文化。也就是说，在中国语言文化的背景下所进行的“partial"(侧重研究，相当于专题研究，例如“四字格成语如何译，’)和“descriptive" (描写翻译理论，例如“汉译英的程序论")必然会表现出鲜明的中国语言文化地缘特色。在这个意义上，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显然并不是什么“守成型”研究心态和研究取向的表现，而是一种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也就更不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问题了。
其实，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母体和特定国情的需要，(贺爱军，2007:52)因此，任何一个西方翻译理论的提出都有一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在建设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时，都是以本国的翻译经验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奈达的“功能对等”是《圣经》翻译的产物;德国的功能派理论是针对德国翻译市场的需要提出的主张;加拿大的女性主义学者公然宣称关于翻译与性别的研究是一种政治活动……因此，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希冀某种西方翻译理论能够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功，解决中国语言文化中的所有问题。
学术交流是一个互动互利的过程，翻译理论研究也不例外。中国译论只有在能够做到与西方译论进行平等对话与沟通时，才能获得理论话语的主导权和自主权。这是新一代翻译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从文化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