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说自己不曾从其他文化中极取营养。西方文化交流史中一个最真典型意义的例子就是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英语翻译 从公元前三世纪起,也就是在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罗马人深感自己文化资源匿乏,开始把希腊文化移植到本土,大规模地通过翻译汲取希腊典籍的精华,通过模仿或复制继承了希腊文化。《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拉丁文学的开头语明确说明了这一状况:拉丁语文学的源泉是译自希腊的作品,这些翻译作品对其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Eugene,2003:18)另一个例子是伊丽莎白时代(1559一 1603)的英国,那也许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多产的时期,也无疑是最依赖其他文化传统的时期。当时的英国人觉得自己的语言与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相比显得非常粗俗,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文化上的劣势,因此决心不仅要在航海和商品贸易上胜过其他竞争对手,也要在文字上战胜他们.当时的翻译家们抱着为国效劳的宗旨,通过自己的译作把古人的聪明才智介绍给英国,翻译成为一种“爱国行为”。在他们看来,“爱国”并不等于排外,不等于闭关自守,而是善于向其他文化学习借鉴,承认自己的不足成为一种学习的动力。那个时期是英国翻译史上的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文艺复兴运动最为鼎盛的时期。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当时日本翻译引进的书籍,内容无所不包,不计其数,对日本现代化及日本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个时代被称为“翻译的时代”。(王克非,1997: 319)日本能够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一个世界强国,五代人的时间里在金融、技术、制造业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他们不断汲取“他者”文化精华的开放态度是分不开的。 回到中国的翻译史。刘亦庆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将“文化战略考量”列于中国翻译传统之首,他认为翻译自在中国发韧之日起,就具有出自文化战略的考量,换句话说,中国的翻译活动自古以来就有为译人语文化战略目标服务的功利目的。